《蒙古遊牧圖》:一部手繪的草原交通史
《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中的“公主橋”
清代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圖
《蒙古遊牧圖》 北京大學出版社 烏雲畢力格等編著
【讀書者說】
“草原是傳播語言的工具”
草原對於交通的開發和拓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油煙處理機價格
英國歷史學傢湯因比曾在《歷史研究》中發表有關海洋與草原的論說。他指出：海洋和草原是傳播語言的工具。古希臘航海傢們曾一度把希臘語變成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流行語。馬來亞的勇敢航海傢們把他們的馬來語傳播到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菲律賓的廣大地區。在太平洋上，從斐濟群島到復活節島、從新西蘭到夏威夷，幾乎到處都使用一樣的波利尼西亞語——雖然當下，離波利尼西亞人的獨木舟在臨近這些島嶼的廣大洋面上定期航行，已過去許多世代瞭。此外，由於“英國人統治瞭海洋”，近年來英語就變成瞭世界流行語。
湯因比還說：“在草原的周圍，也有著同樣的語言現象”，“由於草原遊牧民族的傳佈，今天還存在四種這樣的語言：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這幾種語言的分佈，都與草原交通有著密切的聯系。
回顧中國古代對外交往歷史，不難發現，草原通路的確起到瞭湯因比所說的語言散佈及文化傳播等作用。絲綢靜電機保養貿易經過草原地區，西域諸族以及匈奴、烏孫等草原民族對絲路貿易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他們的消費需求、贏利願望以及商業經驗，共同推進瞭“絲綢之路”的繁榮。漢代各民族，共同成就瞭史稱“絲綢之路”的東西方交通與文化通路。
數以千計的蒙古語地名得以保存
草原民族表現出的超強的交通能力，決定瞭他們在交通與軍事史上的地位。可惜，草原道路的歷史遺存難以長久保留。《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張騫因為“知善水草處”，曾經為衛青的遠征部隊“導軍”。然而，決定草原交通線路的“善水草處”，常會發生生態條件變遷，令古代草原交通的具體走向難以為後人知曉。
值得註意的是，一些考古發現證明，有關草原交通的重要信息也可以通過具體的文物形式保存下來。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記錄瞭秦朝林區開發、陸路及水路的信息，其中包括交通路徑、交通裡程、交通機構“關”的設置等。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地圖，明確標示瞭漢代交通道路。內蒙古額濟納和甘肅嘉峪關地區出土的居延漢簡，也有關於道路裡程的資料。可是，張騫“導軍”的草原交通經驗則未見記錄留存。幸而一些重要的原始資料得以保存，經有見識的學者發現、整理、研究，成為學界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烏雲畢力格等編著的《蒙古遊牧圖》，就是這樣一部力作。在這部學術著作中，烏雲畢力格等學者考察瞭日本天理圖書館收藏的45幅手繪“蒙古遊牧圖”，以深厚的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素養，對圖片進行滿語和蒙古語文獻校勘，並融通古今、精心探索，發表瞭有重要價值的學術觀念。
所謂“蒙古遊牧圖”，大致制作於清代和民國時期，繪制者接受指令，“詳查本旗遊牧地”。因此，圖片中大小地名、江河支流與河套、各方向之裡數及邊境之地，無所不包。形成行程差異的空間距離，不同地貌導致的交通條件，甚至作為交通標識的“路牌”等，都是“草原遊牧圖”必須記載的要素。烏雲畢力格認為，這些圖片給我們留下瞭內外蒙古地區數以千計的蒙古語地名的原始資料，記載瞭大量的寺廟和礦產、企業等文化與經濟信息，經認真考察，足以為新的學術發現提供條件，其中涉及生態環境的信息非常珍貴，有關草原交通的資料應當引起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視。
增益對靜電除煙機草原交通史的認知
烏雲畢力格匯編的45幅《蒙古遊牧圖》，第一幅即列入《內外紮薩克蒙古交通圖》的《內蒙古中部和喀爾喀左翼交通圖》，描繪瞭從察哈爾特別區域到外蒙古的三條“通道”，沿線的各地畫得密集而清楚。
第二幅《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圖》，明確標示“黑砂口”“關郊”“喀拉抄道”“大輦子”“橫道子”“東來店”等地名，其中一處“新地倉”，當是物資儲運地。標示“公之住址”“王之住趾（址）”之地，當為便於行政管理而設。此外，圖中有“額佈臺”“烏龍臺烏裡雅蘇臺”“烏裡雅蘇臺嶺”“松樹臺”“松樹臺口”“狹臺河”等出現“臺”字的地名。“烏裡雅蘇臺”在《清史稿》中出現瞭360次，可知其重要性。而“烏裡雅蘇臺將軍”“烏裡雅蘇臺參贊大臣”等銜號，亦顯示這一地方的政治地位。《清史稿》卷七八《地理志二五》外蒙古條註：“許俄人在烏裡雅蘇臺通商，俟商務興旺，再設領事”，明確瞭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而“臺”，既是軍事設施，也是交通設施。《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記載：“其軍臺之制，始於順治四年，自張傢口迤西，黃河迤東，設臺三百四十四座，臺軍七百三十二名。”“其內蒙古通驛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傢口、殺虎口，以達於各旗。內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無艱。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邊境各卡倫。康熙朝征準噶爾時，設定邊左副將軍，而外蒙古軍臺之設，由內而外，其制始密。自察哈爾而北，而西北，而又西，迄烏裡雅蘇臺，共置四十八臺。”——這裡說的是“驛”和“臺”的關系。
《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圖》還著錄瞭“驛”，如“黑色谷驛站”，又以特殊圖標顯示瞭“舊察罕城馹站”，“馹站”就是“驛站”。又《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圖》標示“喜峰口驛傳駐守三音哈克蒙古第八臺”。中文目錄為292.2.3595者原無標題，整理者題《中華民國察哈爾省北部公文傳遞路線圖》，自“張北”向西北方向、自“二臺”至“廿二臺”序列完整，分別標寫各“臺”相距裡程。以“臺”列名，應是清代以來郵驛秩序的遺存。
據烏雲畢力格介紹，波蘭學者科特威茨收藏的一幅1805年的蒙古地圖，描繪的主題就包括“道路、驛站、邊疆鄂博”，可知對草原交通信息的重視，是同類古地圖文物繪制的傳統。《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圖》以墨線繪出“官營子行走路途”，又以四個帶有箭頭的紅色線段顯示“行走”方向，這是交通史研究者應當珍視的史料。
綜觀《蒙古遊牧圖》，可知地圖對“鄂博”的重視。“鄂博”即“敖包”，有交通標志的意義。清人姚興滇《塞外竹枝詞》：“鄂博遙看知遠近，如飛一騎馬蹄忙。”其自註“夷人每出必騎，騎必馳騁。壘小石於山巔，為之鄂博，以志遠近。”《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多處標示某某“山”、某某“砂磧”，即山地和沙漠的顯示。又有一處標記“大板”，應當即“大坂”或“達坂”，可能是與交通有關的地貌。類似的說法在漢文史籍中早已出現，《續漢書·郡國志五》可見“大坂”，曹植《贈白馬王彪》有“脩坂”，更早的《史記》卷一○一《爰盎晁錯列傳》中出現的“峻阪”或許意義更為相近。
《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圖》中的“石橋”，《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希拉穆林河”上的“公主橋”，有描畫細致的橋的圖形，除瞭為交通史保留重要信息外，也可為橋梁建築研究提供歷史資料。
《蒙古遊牧圖》中類似的與交通相關的史料還有多種形式的表現。相信經過進一步的認真分析和科學考察，可以增益我們對中華文明進程中歷時長久且意義深遠的草原交通史的認識。對於《蒙古遊牧圖》草原交通史料價值的肯定，或可成為學界朋友們的共識。
（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圖片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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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中的“公主橋”
清代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圖
《蒙古遊牧圖》 北京大學出版社 烏雲畢力格等編著
【讀書者說】
“草原是傳播語言的工具”
草原對於交通的開發和拓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油煙處理機價格
英國歷史學傢湯因比曾在《歷史研究》中發表有關海洋與草原的論說。他指出：海洋和草原是傳播語言的工具。古希臘航海傢們曾一度把希臘語變成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流行語。馬來亞的勇敢航海傢們把他們的馬來語傳播到西起馬達加斯加東至菲律賓的廣大地區。在太平洋上，從斐濟群島到復活節島、從新西蘭到夏威夷，幾乎到處都使用一樣的波利尼西亞語——雖然當下，離波利尼西亞人的獨木舟在臨近這些島嶼的廣大洋面上定期航行，已過去許多世代瞭。此外，由於“英國人統治瞭海洋”，近年來英語就變成瞭世界流行語。
湯因比還說：“在草原的周圍，也有著同樣的語言現象”，“由於草原遊牧民族的傳佈，今天還存在四種這樣的語言：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這幾種語言的分佈，都與草原交通有著密切的聯系。
回顧中國古代對外交往歷史，不難發現，草原通路的確起到瞭湯因比所說的語言散佈及文化傳播等作用。絲綢靜電機保養貿易經過草原地區，西域諸族以及匈奴、烏孫等草原民族對絲路貿易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他們的消費需求、贏利願望以及商業經驗，共同推進瞭“絲綢之路”的繁榮。漢代各民族，共同成就瞭史稱“絲綢之路”的東西方交通與文化通路。
數以千計的蒙古語地名得以保存
草原民族表現出的超強的交通能力，決定瞭他們在交通與軍事史上的地位。可惜，草原道路的歷史遺存難以長久保留。《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張騫因為“知善水草處”，曾經為衛青的遠征部隊“導軍”。然而，決定草原交通線路的“善水草處”，常會發生生態條件變遷，令古代草原交通的具體走向難以為後人知曉。
值得註意的是，一些考古發現證明，有關草原交通的重要信息也可以通過具體的文物形式保存下來。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記錄瞭秦朝林區開發、陸路及水路的信息，其中包括交通路徑、交通裡程、交通機構“關”的設置等。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地圖，明確標示瞭漢代交通道路。內蒙古額濟納和甘肅嘉峪關地區出土的居延漢簡，也有關於道路裡程的資料。可是，張騫“導軍”的草原交通經驗則未見記錄留存。幸而一些重要的原始資料得以保存，經有見識的學者發現、整理、研究，成為學界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烏雲畢力格等編著的《蒙古遊牧圖》，就是這樣一部力作。在這部學術著作中，烏雲畢力格等學者考察瞭日本天理圖書館收藏的45幅手繪“蒙古遊牧圖”，以深厚的民族史、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素養，對圖片進行滿語和蒙古語文獻校勘，並融通古今、精心探索，發表瞭有重要價值的學術觀念。
所謂“蒙古遊牧圖”，大致制作於清代和民國時期，繪制者接受指令，“詳查本旗遊牧地”。因此，圖片中大小地名、江河支流與河套、各方向之裡數及邊境之地，無所不包。形成行程差異的空間距離，不同地貌導致的交通條件，甚至作為交通標識的“路牌”等，都是“草原遊牧圖”必須記載的要素。烏雲畢力格認為，這些圖片給我們留下瞭內外蒙古地區數以千計的蒙古語地名的原始資料，記載瞭大量的寺廟和礦產、企業等文化與經濟信息，經認真考察，足以為新的學術發現提供條件，其中涉及生態環境的信息非常珍貴，有關草原交通的資料應當引起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視。
增益對靜電除煙機草原交通史的認知
烏雲畢力格匯編的45幅《蒙古遊牧圖》，第一幅即列入《內外紮薩克蒙古交通圖》的《內蒙古中部和喀爾喀左翼交通圖》，描繪瞭從察哈爾特別區域到外蒙古的三條“通道”，沿線的各地畫得密集而清楚。
第二幅《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圖》，明確標示“黑砂口”“關郊”“喀拉抄道”“大輦子”“橫道子”“東來店”等地名，其中一處“新地倉”，當是物資儲運地。標示“公之住址”“王之住趾（址）”之地，當為便於行政管理而設。此外，圖中有“額佈臺”“烏龍臺烏裡雅蘇臺”“烏裡雅蘇臺嶺”“松樹臺”“松樹臺口”“狹臺河”等出現“臺”字的地名。“烏裡雅蘇臺”在《清史稿》中出現瞭360次，可知其重要性。而“烏裡雅蘇臺將軍”“烏裡雅蘇臺參贊大臣”等銜號，亦顯示這一地方的政治地位。《清史稿》卷七八《地理志二五》外蒙古條註：“許俄人在烏裡雅蘇臺通商，俟商務興旺，再設領事”，明確瞭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而“臺”，既是軍事設施，也是交通設施。《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記載：“其軍臺之制，始於順治四年，自張傢口迤西，黃河迤東，設臺三百四十四座，臺軍七百三十二名。”“其內蒙古通驛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傢口、殺虎口，以達於各旗。內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無艱。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以達於邊境各卡倫。康熙朝征準噶爾時，設定邊左副將軍，而外蒙古軍臺之設，由內而外，其制始密。自察哈爾而北，而西北，而又西，迄烏裡雅蘇臺，共置四十八臺。”——這裡說的是“驛”和“臺”的關系。
《卓索圖盟喀喇沁中旗圖》還著錄瞭“驛”，如“黑色谷驛站”，又以特殊圖標顯示瞭“舊察罕城馹站”，“馹站”就是“驛站”。又《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圖》標示“喜峰口驛傳駐守三音哈克蒙古第八臺”。中文目錄為292.2.3595者原無標題，整理者題《中華民國察哈爾省北部公文傳遞路線圖》，自“張北”向西北方向、自“二臺”至“廿二臺”序列完整，分別標寫各“臺”相距裡程。以“臺”列名，應是清代以來郵驛秩序的遺存。
據烏雲畢力格介紹，波蘭學者科特威茨收藏的一幅1805年的蒙古地圖，描繪的主題就包括“道路、驛站、邊疆鄂博”，可知對草原交通信息的重視，是同類古地圖文物繪制的傳統。《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圖》以墨線繪出“官營子行走路途”，又以四個帶有箭頭的紅色線段顯示“行走”方向，這是交通史研究者應當珍視的史料。
綜觀《蒙古遊牧圖》，可知地圖對“鄂博”的重視。“鄂博”即“敖包”，有交通標志的意義。清人姚興滇《塞外竹枝詞》：“鄂博遙看知遠近，如飛一騎馬蹄忙。”其自註“夷人每出必騎，騎必馳騁。壘小石於山巔，為之鄂博，以志遠近。”《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多處標示某某“山”、某某“砂磧”，即山地和沙漠的顯示。又有一處標記“大板”，應當即“大坂”或“達坂”，可能是與交通有關的地貌。類似的說法在漢文史籍中早已出現，《續漢書·郡國志五》可見“大坂”，曹植《贈白馬王彪》有“脩坂”，更早的《史記》卷一○一《爰盎晁錯列傳》中出現的“峻阪”或許意義更為相近。
《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圖》中的“石橋”，《昭烏達盟巴林左右二旗圖》“希拉穆林河”上的“公主橋”，有描畫細致的橋的圖形，除瞭為交通史保留重要信息外，也可為橋梁建築研究提供歷史資料。
《蒙古遊牧圖》中類似的與交通相關的史料還有多種形式的表現。相信經過進一步的認真分析和科學考察，可以增益我們對中華文明進程中歷時長久且意義深遠的草原交通史的認識。對於《蒙古遊牧圖》草原交通史料價值的肯定，或可成為學界朋友們的共識。
（作者：王子今，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圖片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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